日本政府近日推出一项主要针对中国人的政策调整，计划修改《日中租税条约》，取消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打工所得的所得税免税待遇。这意味着，以往中国留学生通过兼职维持生计的收入无需纳税，而未来将可能被纳入征税范围。

这一变动初听或许令人诧异—-原来中国留学生在日打工一直享受免税？但这并非特殊的优待，其背后是日中两国租税条约中的原有条款：为支持前往对方国家学习技术、接受教育的学生及研修人员，其在停留期间为维持生活、学习等目的取得的一定收入可免除当地征税。这本身符合常见的国际交流安排。

然而争议点在于执行尺度。与美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多国留学生在日打工均需正常纳税相比，中国留学生所享受的免税待遇确实缺乏明确上限。即便与关系紧密的韩国（设有年收入2万美元内的免税额度）、菲律宾（1500美元上限）或印尼（60万日元上限）相比，中国留学生理论上可在”学习相关”名义下无限额免税，这引发了日本国内关于制度公平性的长期质疑。

高市早苗政权此次推动修约，正是瞄准了这一所谓”免税特权”，意图将其拉回与其他国家相近的水平，甚至可能全面取消。若仅从”税制公平”角度出发，此举似乎不难理解。但值得关注的是，该措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嵌入高市政权近期加强外国人课税的”四大支柱”框架之中，其余三项亦多指向中国人：强化对中国系网络电商的征税、加强对外国人公寓转卖及避税行为的监管，以及对拖欠医疗费外国人的入境限制。

联系此前高市早苗涉及台湾问题的发言，以及中日之间在水产品进口、旅游警示等方面的摩擦，此次一系列针对性明显的措施难免被解读为某种对抗性回应。日本国内舆论也因此分化：一部分声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应防止”被占便宜”；另一部分则担忧政策过于针对特定国籍，可能助长排外情绪，偏离解决制度漏洞的本意。

对在日中国人而言，这种变化带来更多不安：留学生不得不重新计算生活成本，而在日工作的华人也担忧未来是否会在各类涉外收紧政策中首当其冲。

关键在于高市早苗如何阐释这一政策调整。若基于数据，说明现行制度相较国际惯例存在不公，旨在实现税制中立，那尚可视为制度性改革。但如果延续某种煽动性表述，将问题简化为”制止外国人来薅羊毛”，则无异于点燃社会情绪。事实上，已有评论指出，自民党内部逐渐意识到”对华强硬言论”易于吸引网络关注与选票，使得不少政客倾向于在此话题上做文章。这种操作看似对外强硬，实则可能更多着眼于国内政治动员。

数据却显示，东京新建公寓的最大海外买家并非中国人；医疗费用拖欠者也不限于中国籍；跨境电商利用小额免税制度的漏洞更是全球现象。若不能清晰说明整体情况，而让特定国籍成为所有矛盾的代名词，长期而言损害的不仅是两国关系，也将影响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社会同时呼喊着吸引留学生、外国劳动力与观光客以提振经济，却又不断给这些群体附加”负担”“风险”等标签，并在政策上施加更严管控。这种”欢迎你来”与”严加防范”之间的矛盾信号，难免令人困惑。

要解决电商冲击、免税标准不一、房产交易避税等问题，理应通过制度修正、漏洞填补、透明度提升等途径，且应面向所有国籍公平实施。核心在于依据数据、秉持公平。正如日本国内一些理性声音所强调的，成熟的做法是公开统计、摊开账本，说明政策针对的是不当避税与制度漏洞，而非某个特定国家的人群。

税收制度可以完善，规则也应随时间更新，但这一切都应当建立在客观与公正的基础之上，而不应沦为一场以改革为名的情绪动员。